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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有泥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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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父亲  

2010-05-11 11:01: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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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好几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地浮现在眼前。他虽然一生既普通又很平常,却有许多令我难以忘怀的事;因此,我将别人曾经提起的和我耳闻目染的事,凡能记住得起来的尽力写出,以示记念着他;故此,我认为此举比扫墓祭拜等形式更好,我相信他在天之灵是欣慰的。

       父亲在世时留给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印象就四个字;坦直、幽默。前不久我遇到一个认识父亲的老同志,他说文革结束后在落实政策时,有关部门补还给我父亲文革游街时所戴高帽 [当时从他工资扣除的] 工本费2.74元,父亲却不要钱,故作认真地要求把那顶高帽还给他就行;父亲说那顶高帽很有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存世量肯定不多,所以想好好收藏。因为他平常心直口快,常常敢发表自己的见解;所以应该是属于因言获罪,故高帽写的是“漏网右派分子”。他还开玩笑说记得他的高帽做工精致,那几个字也写的漂亮,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收藏起来一定会升值的;他一付认真的样子,把当场的人逗得捧腹大笑。

      父亲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我爷爷是独苗,因为其在生下他的时候太奶奶难产而去世,太爷爷为了孩子,既当爹又当娘。并且终身不再续娶,而是千辛万苦地把孩子养大,由于营养缺乏,孩子身体单薄,十分瘦小;但他很聪明,从小喜欢戏剧,故和潮汕地区许多剧团混得很熟,故各乡各里有喜事要演戏就找他联系,成了附近有名的“戏股”;如果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经纪人。也许有了一定的收入,所以在当时好年景里他也可以结婚、生子;娶了比他高大能干的我奶奶刘氏,生下了两男两女。可是好景不长,在我父亲六、七岁时,全国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各乡里也请不起剧团来演戏,许多剧团都解散了,爷爷就没了生计,所以家里就断了一大经济来源。爷爷由于身体瘦弱,干不了体力活,全家的生活担子就压在奶奶的身上;奶奶是干活的好手,农活不在话下,农闲还到汕头码头去“担八索”[即挑夫] ,但是还难以养活一家子。为了减轻奶奶的压力,已经七十多岁的太爷爷带着他大孙子,也就是我父亲上街去卖熟盘鱼。父亲的爷爷由于岁数大了,称出几斤、几两、几钱后算钱很慢,我父亲虽然才六、七岁,但口算又快又准;所以太爷爷卖鱼时必定有父亲在一旁帮忙。有一次,乡里一个教私塾的老先生来买鱼,见父亲小小年纪在算数上有如此天赋,十分是惊讶,建议应该让他去上学。太爷爷道出了生活艰难,没钱供他上学的委由,不料这老先生胸口一拍,说;学费全免了,每天来上学时顺便给我打打水、扫扫地就行。这样,父亲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到私塾先帮先生把水缸打满水,扫地抹桌后就在其私塾里念书。他说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也学中国许多读书人一样,不但有名,还有字“新泰”,此字平常不用,直到老来退休回家时,他把定居的“下山虎”【潮汕地区的一种类似“四合院”的民居】命名为;“芳泰居”,因为他名字里有个“芳”字,且刻字于门楼上;父亲天资聪明,读书过目不忘,私塾老先生甚是怜爱,父亲的名和字乃其为之起的;可惜仅仅读了三年,因为家里的弟妹太小,加上太爷爷的去世,实在是需要父亲出来帮忙;奶奶无论如何也不让他在读了,而是让这个十来岁的他每天早早就去买一篮油条到六都中学去卖给那些“秀才”做早点,[ 过去叫中学生为秀才 ]  可以赚几个铜板帮帮家。到了十多岁后,父亲就开始和奶奶一起到码头当挑夫。1943年日本军队占领了汕头,实行海上封锁,加上旱灾,那时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据说上午还抬死人,下午就被别人抬去埋了。我的爷爷由于过去的职业关系从来没有做过体力活,加上身体不大好,没能为家里的生计出力,因此他常常把有点吃的留给儿女,自己饿了就喝点水;他就是在那时候活活饿死的。父亲最小的妹妹当时才一岁,因为饿的慌,竟自己爬到邻居一户有钱的人家猪圈吃起猪食来,把小肚子吃得鼓鼓的。当时就被他们发现了,那家人把奶奶骂得狗血喷头;奶奶忍不下这口气,心一横,就把这个小女儿抱去很远的地方的大路口“放生”,希望能养得起的人家抱去,但那时都在顾自己的肚子,谁也不愿意增加负担,一岁多的小女孩坐在路口一天了楞就没人抱走;说到这里,我奶奶总要流泪;因为那天到了天快黑时,恰巧有一个邻居叫东贵老叔的路经那里,眼睛很尖的小孩,也就是才一岁多的我应该叫作小姑子的她,竟然认出这位老叔,她拼命地叫“东贵老叔”,那老叔也奇怪了,问她为什么到这么远的地方;小姑子说妈妈去给我买吃的,等很久很久还不来,你送我回家好吗?这个老叔明白了,含着泪把她抱了回来,还对奶奶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放生”了,现在饿死的人到处都是,谁都不会收养的,“放生”就等于“放死”,所以又艰难地度过了一些日子。到了爷爷也饿死后,奶奶听说外国人办的“育婴堂”也收留饥饿的儿童,再狠下心,就把她送了进去,后来就一直再也没有任何消息。有一次,奶奶为了父亲的发育,想办法煮了一小钵粥让他带在路上饿了充饥,我父亲挑了半天的担子,肚子早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正坐下来准备吃粥时,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乞丐,用一个又脏又破的缸子往父亲的粥钵里猛舀了一下,只见钵里剩下一半都不到,而且让他一搞落下一片脏东西混满了白粥,那乞丐正吃得狼吞虎咽;父亲也不敢吃,只好叫住乞丐,把剩的都倒给了他,那乞丐说了一大堆好话,我父亲叹气地说;“谢什么,我是不敢吃,我也饿啊”。有一天,他早早起来,当时没有现在的“天气预报”,并不知道那天有台风;他也就喝了几口水,拿起扁担直奔汕头码头,路经和平大桥时,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在日本军队占领前夕,国民党军队在逃跑时,顺便把大桥炸了,只剩下两根几十公分宽的水泥横梁跨在桥墩上。那天,由于台风的缘故,汕头港就没有轮船来,他白白等了一天也没一个客人,钱一分没赚,只好空着肚子回家。到了和平大桥,台风越来越大,人都很难站立,要过那几十公分宽的水泥梁可想而知。父亲为了免得奶奶在家着急,下决心爬也爬过去;他如果丢掉扁担和两只筐,过去的可能性就大多;但他舍不得,因为对他谋生来说,这是工具,太宝贝了。他蹲下来,两手夹紧左右两只筐,几乎是一公分一公分向前挪动,风大了就停住,风小些在挪动一点,也许是上帝的怜悯,他终于过了别人都认为不可能的鬼门关;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奶奶也快急坏了,一会求神、一会拜佛;见了儿子能回来那高兴得难以形容;也许她老人家对父亲的这个遭遇刻骨铭心,因此我小时候就经常听到奶奶给我们讲这件事,自然地也使得我难以忘怀。到了日本投降后,由于当官的都在忙于捞钱,俗语叫“浮财”,特别是那些曾经给日本人做过事的就自然成了目标;一些没有资格去捞“浮财”的鸡鸣狗盗之徒也乘机四处抢夺,社会治安很乱。由于父亲天天得为别人挑一些货物,奶奶十分担心他的安全;父亲有唯一的弟弟当时才十来岁,他自告奋勇要去当哥哥的保镖,考虑多一人做个伴,壮壮胆也好,奶奶竟然让他跟班,他肩扛一根扁担,装出一个护卫的样子。解放后,他不但上学到了初中,还在五十年代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干了二十多年,后来转业到地方担任过人民医院院长,爱国卫生委员会主任,早已退休;如今他也七十多岁了,已经是子孙几十人的老爷爷了,但说起这事还挺自豪的。

      刚解放时,新政府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父亲虽然才读了三年私塾,但他写得一手好字,算盘也打得噼啪流利;因此他是第一批被选进政府工作,从粮食助理到粮管所主任、粮食局股长、供销社、食品站主任、国营商店主任等干到五十八岁就退居二线;他一生官虽然很小,但却也有点小权;不过他不但不会发挥权力的作用,还常常得罪权力比他大的人。如他在谷饶国营商业当主任时,由于他懂经营,在全县三个国营商店中,他所辖的无论是百货、布匹、糖烟酒门市的利润都是全县第一的,每年可以为国家赚十几到几十万元,那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了;因此他经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所以那段时间上级来调研的人也很多。我曾经听他下面一个员工说过一件事;有一次,汕头商业局某局长专程到他的商店视察,被他的百货店出售的四喇叭录音机深深吸引,那时这样一台录音机的价格几乎等于一人一年的工资总和,是十分宝贝的奢华品。局长大人先是大肆表扬了一番,临走时叫我父亲过去商量,想借这台录音机去听听;父亲一听把头摇得像拨郎鼓一样。“不行、不行,你一用,按钮就旧了,到时卖给阿嬷”,局长听后脸都变黑了,一扭头,走了。不过那时大多数领导还不兴打击报复,最多就是不喜欢你,你能力再好也不提拔而以;所以父亲连感觉都没有,倒是他的下属闲聊时和我讲起这件事的,不少人看来是很可笑的事,因为有些人是主动送上门的才是,可他却连被动的讨好都不会。

记念父亲 - 尘有泥 - 尘有泥的博客        虽然他在领导岗位上做了许多年,但人们都说他不太明白人情世故。有一次他到他们食堂吃饭,要了一份平常要五角钱的红烧猪脚,炊事员只收他二角钱,但他却不明白是讨好他,大声嚷道;今天猪脚便宜过猪屎,才二角钱,你们怎么不吃?把炊事员羞得恨不得钻进地下。由于当时物质较紧缺,他们卖的自行车、手表都需要批条才能买到,当时谷饶的党委书记经常批条来,有一个月上级调拨来的自行车都让某书记一人批光了,门市主管向父亲汇报后,他竟火急匆匆拿起批条去找某书记,把条往桌上一字铺开,说;你去当主任,我来当书记,这样才合适;把对方弄得哭笑不得。他据说还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下层人的要求却不忍拒绝,连素不相识的理发匠、教书匠、修自行车匠、找他要求批给点糖、煤油他也给,他坚持认为这些人就因为急需,不认识才敢开口,所以给一二斤不会错的。但他却不善于变通,因此也被穿过小鞋,他曾经在县糖专公司担任过业务经理,工作认真到像管家的老奶奶,所以人们背地里称他是“阿嬷”。当时各个单位的香烟都是计划分配的,有一天县财贸办公室来人拿走一箱香烟,可是财贸办公室的指标已经发过了。他因为不在,保管员看是主管的上级也就给了;待他回来发现后,立即叫人去把香烟要了回来。当时他还和财办领导拍桌子大吵了一场,他坚持什么理由都不能比别人特殊;搞得他们很不高兴,不久就把他调往边远的灶浦供销社当主任。我还听说父亲曾经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劫难;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的这一天,是粤东人民永远忘不了的一天,一场前所未有的强台风袭击了家乡,并且引发了海啸;当时我父亲正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他是干校炊事班的班长,在台风来临时上级就通知要用革命的大无谓精神保护国家的财产,因为这样,当时牺牲了好多同志;最惨烈的是牛田洋农场,为了护住大堤结果白白死了许多解放军指战员和下放锻炼的大学生。我父亲的任务就是保护炊事班的粮食,他抓紧把粮食统统搬到了楼阁上,等到粮食都转移好了,台风越来越猛烈,海水已经淹到了门槛,并且来速度越来越快,在海水快淹没了大门时,父亲果断指挥全班同志上楼阁揭掉屋顶,又找了一块平时卸粮食用的长跳板从屋顶架到了后山,全班的同志安全转移到了山上。台风过后,上级还表扬了父亲,说不但粮食安全无损,全班人员也安全。确实当时很多单位都有死人,主要是左的思想做怪,还有的是指挥不当造成的。

      也许是爷爷的遗传,父亲能弹一手好扬琴,也可以拉一拉椰胡琴。过去虽然生活清贫,但人好象没什么忧愁的,吃完晚饭,各单位就有些喜欢潮州音乐的人摆开阵势;萧、弦、琴、琵琶、古筝凑在一起就演奏,常常到睡觉时间才罢休;我记得只要有这样的娱乐,总可以见到父亲也参与在其中。我记得八十年代时候,我从部队回家探亲时, 常常是兴趣一来, 我拉二胡, 父亲弹琴, 十来岁的五弟唱<闪闪的红星> 插曲 <红星照我去战斗>,他那童声好听极了, 吸引了左邻右舍的围观,其乐融融;  我们那时确实有一种现在永远没有体会过的幸福感. 那时的生活也只能说温饱而已, 但连乡村都有许许多多的"闲间" 都有各式各样的乐器供闲人玩. "家家闻得鸡犬鸣, 处处听来丝竹声" ,没有听过什么叫忧愁的. 现在许多人真不明白, 那时的物质生活很简单, 但为什么许多人反而有满足感和幸福感. 现在吃得好了, 住得宽了,反而有不少人感到有压力、不幸福呢? 为什么现在得精神病的人越来越多, 抑郁症的就更多了; 所以说金钱和物质代替不了人们的幸福观. 

       父亲在是非面前还是有立场的。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大妹结婚多年,一直没能生儿子,一次有一对贵州籍来这里打工的夫妇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说是家里生活困难,孩子太多养不起,想找个好人家收养这个小的儿子,有人就把他们介绍到我大妹家;父亲知道后立即赶去阻拦,并告戒他们说这对夫妇有可能是假的,因为把自己的骨肉送别人却一点都不悲伤,还说说笑笑;如果是拐卖儿童的话,那你们今后就有麻烦的;说得大妹一家老小都点头称是,立刻回绝了这对所谓夫妇的‘好意’。也许老天爷的照顾,第二年就让我大妹生了一个儿子,现在也已经二十多岁了。我父亲平常生活十分简朴,他退休后由于商业系统不景气,退休十多年了,可退休金到头还不足五百元;但他平时不喜欢乱花钱,几个儿女平时和过年过节给他的钱他也很少花;直到他去世时,他还存下了四万元。他一辈子出过最远的地方是八十年代初到长沙参加全国商业先进工作者会议;听他回来讲,他不知坐火车咋回事,本来省商业厅都给买了卧铺票,但他一进广州火车站见大家都在跑,他也跟着跑,却跟着上了硬坐车厢;由于人多,他也他虽然学别人一样一直站到了长沙,把卧铺白白浪费了;这段经历也成了商业系统的笑料。

       平常父亲喜欢说笑话,退休后常常见他和老的、小的天南海北地聊。他即使是因为左心房衰竭住了多时医院,出来时人家问他长时不见,去那里了;他竟然说是参加医疗培训班了。他最后得的病是右心房衰竭,后来也就整个心脏都衰竭了,医生说这种情况目前世界也没有好办法;记得他离开的前一天,他的神志很清楚,我小弟的小儿子才二岁,他也过来看爷爷,父亲伸出手想和他握握,不知是什么原因,小家伙却退开了几步。那天我正好收到我儿子从大学寄来他的设计作品被选入《全国高等院校学生作品选》一书,我告诉父亲,他竟然比我还高兴,还问了很多问题,我告诉他孙子即将毕业,不过工作是不用担心的,因为他的专业目前很抢手,他听了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那天也真奇怪,父亲因为仍然在输液,但就是找不到血管,连技术熟练、打针吊液工作做了几十年的阿姑也没了办法,我只好说回去叫在医院工作的我老婆来试试,那几天恰没轮到她休息,所以我们晚上赶去,奇怪的是我俩上了出租车,老婆的眼泪无缘无故地流了下来,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预感而伤心,她说心情很平静,那眼泪好像不自主地流下来。到了父亲跟前,父亲很高兴,还告诉她说今天不知道为何老打不进液;她仔细看了主要血管位置,几乎都消失了,确实难以找到。因为她是受洗了的基督徒,她告诉父亲只有求助上帝;她当时劝说父亲信仰上帝好不好,这样我们不但可以拯救肉体,关键是我们的灵魂能得救;父亲点头答应。她祈祷一句,我父亲就跟着祈祷一句;祈祷毕,她才开始再找血管,这次却很快就找到了,并且顺利地输了两瓶液,晚些时候父亲还解了一次小便,然后他平静的睡了,但到了下半夜,只听到父亲出了一口气,大家赶紧去看,有的叫医生,医生摇摇头说一句;走了。他离去没有任何痛苦,走得很安祥,脸上还露出笑容;我老婆把这种情况和市基督教会的长老和牧师讲,他们都说好人在临终前能表示信仰上帝是救主,他的灵魂一定可以得救,天堂有他的位置;我们听了十分欣慰,再加上父亲的遗容三天里一直带微笑,也不像别人那样变色,而是像睡着一样,我们就更相信他是天使来接去天堂,所以是笑着去的。他平时很疼爱的孙子还常常在火葬前去揭开脸布,一次一次地看他的遗容,送葬后五弟的儿子当时七、八岁,一人偷偷捧着他爷爷的照片独自在流泪。他的离去使许多人怀念,送葬那天竟有老老少少好几百人自发地前来向他道别,场面确实很感人。为此,我当时曾赋诗一首,现凑在一起权当记念吧。

            悄然含笑赴天门,        一生艰辛德磬存;       回首喜寿千秋梦,     不羡富贵恋黄昏。

            平生坦率无愧事,        一世幽默多子孙 ;     知己牢骚无处诉,     送别路口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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